刘再复｜文学的初衷-兰亭书会
文学是怎样发生的？这个问题，事实上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从历史学（也可以说是人类学）的层面提问，即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原始人是如何开始文学创作的？另一个是从文学写作即“文学创作论”的层面提问，即作为一种精神价值创造现象，洪永时作家诗人是如何开始文学创作的？我把前者界定为文学的起源，属于狭义文学发生学；把后者界定为文学的初衷，属于广义文学发生学。在我看来，前者是回答文学如何开始形成（或称“萌动”），后者才是回答“作家为什么写作”这个和我们更密切相关的问题。
一、关于文学的起源
这一讲的重心是讲述文学的初衷，而且我认为文学的出路在于返回文学的初衷。但是，“文学的起源”毕竟是重要的文学知识，我们也必须从历史学、人类知识学的角度给予了解。
六十年代初期，我在上大学中文系的“文学理论”课时，老师就讲了四种起源说，摹仿说（古希腊）、游戏说（德国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宗教巫术说（中西皆有）、劳动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普列汉诺夫[GeorgiPlekhanov]等)。但突出的是最后一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也是鲁迅的见解。五十年过去了，我虽然至今还认为劳动最有道理，但不认为这是唯一的真理。摹仿说、游戏说、宗教说、巫术说等都道破文学起源的一部分真理。我是文学起源的多元论者，不是一元论者。
关于劳动起源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马克思经典学者的论述，而是鲁迅的论说（不过，鲁迅也受到普列汉诺夫的影响）。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说：
……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这是很有名的一段话，我也很相信。但是，鲁迅在这篇文章中，除了讲述劳动起源之外，还涉及另一种起源，那是巫术起源。鲁迅也是文学起源说的多元论者，可是我的老师们回避谈论巫术。今天我也引述给大家看看：
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麻永东，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且“升中于天”，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仓颉，黄帝史韦紫明 。”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关系，却是很有意思的。至于后来的“文学家”用它来写“啊呀呀何小影，我的爱哟，我要死了！”那些佳句，那不过是享享现成的罢了，“何足道哉”！
在这段话里，鲁迅描述了从“巫”到“史”又到“文”的三段过程，很有见地 最先出现的是“巫”才有“史”，然后才有“啊呀呀”的文学，我的老师不讲“巫”，而讲“劳动”，这样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 书中说，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而且是劳动的产物。劳动使手达至“高度的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塑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恩格斯这段话讲的是艺术（绘画、雕塑、音乐等）如何发生，而真正以学术形态论述文学起源的是俄国的马克思正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他论证了原始部落劳动的歌吟节奏是由生产动作的节奏所决定的，并论证了劳动先于游戏，游戏乃是劳动的产物。普列汉诺夫的论述，出自他的《没有地址的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普氏针对的是游戏起源说。这一说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席勒与英国的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而在他们之前的康德就已道破过军情时间到。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上卷）中把艺术和手工艺加以区别。认为前者属自由之物，后则是雇佣之具。前者带给制作者的是愉快，后者则是负担。因为前者乃是“游戏”。康德的游戏说得到席勒的充分发挥，他认为文学艺术就起源于力量过剩后的游戏。席勒的游戏说，实际上是更彻底排除文学的功利动因，所以王国维也特别支持此说。他在《文学小言》中说：
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婉娈之儿，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泄，于是作种种之游戏。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惟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而成人以后武状元铁桥三，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放是对其自己之感情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
王国维的文学艺术观与康德的艺术观非常接近。他也彻底排除文学艺术的功利性，主张文学艺术乃是“无用之用”，即“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出现在游戏说之前的摹仿说，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提出了。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说艺术乃是起源于人对自然的摹仿。他所说的自然，主要是指飞禽走兽这些动物。他甚至说，人在许多重要事情上实际是摹仿禽兽的小学生，从蜘蛛织网，人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筑巢，人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鸟儿啼叫，人学会了唱歌。之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摹仿说是作了完整的表述。他说：
一般地说，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经验证明了这样一点；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引起痛感，但唯妙唯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例如尸首或最可鄙的动物形象。……人们看见那些图像所以感到快感，就因为我们一面在看，一面在求知，断定每一事物是某一事物，……摹仿出于我们的天性，而音调感和节奏感（至于“韵文”则显然是节奏的段落）也是出于我们的天性，起初那些天生最富于这种资质的人，使它一步步发展，后来由临时口占而作出了诗歌。
二、感物明志
现在我们放下历史学的探究，讲述文学创作的初衷，这也正是人类走出原始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文学创作的动因。我觉得这一文学初衷可以用“有感而发”四个字来概说崇华教育。诗人、散文作者、小说作家（开始时并无“家”的桂冠）开始写作时并没有当今作家那么多功利企图，只是“有感而发”。或者说，只是心灵有所需求而已。“有感”之“感”，是一个极为丰富的概念，包括感觉、感动、感触、感悟、感知等，更具体地说，人因为有痛苦感、压抑感、孤独感、恐惧感、伤感、罪恶感、快感、耻辱感、发现感等感觉，所以才想表述，才想诉说，才产生写诗作文的欲望与冲动海苔亿万富翁。我很喜欢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的论断。他说：
人稟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他说人有七情，见到眼前出现的事物景物，便寄托情思谭君子，抒发所感。这与《毛诗序》的见解相通药鼎仙途。《毛诗序》中说：“情动于中动物保护协会，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刘勰与《毛诗序》，说的都是文学的初衷。我们可以列举无数例子来证明这一点。无须寻觅孤本秘籍，我们就可以说：如果没有被放逐的压抑感，就不会产生屈原的《离骚》；如果没有被阉割的耻辱感，就不会有司马迁的《史记》；如果没有摆脱官场回归家园的快乐感，就不会有陶渊明的田园诗；如果没有国破家亡的沧桑感，就不会有李后主（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等卓越诗词；如果没有缅怀“闺阁女子”的孤独感与寂寞感，就不会有《红楼梦》；如果没有欠下一些女子情感债务的罪恶感，就不会有托尔斯泰的《复活》；如果没有冲破铁屋子的悲愤感，就不会有鲁迅的《吶喊》与《彷徨》；如果没有对于现实世界的绝望感，就不会有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与《城堡》。
每一部好作品，作家都是有所感而发，千万种作品，其动因也千种万种。每一部杰作未必只有一种感，也可能是百感交集。例如林黛玉的葬花辞，写得那么动人，其动因就是彻骨的伤感、悲感、孤独感、寂寞感，尤其是绝望感。
三、返回文学的真诚与真实
我说文学应当返回文学的初衷，就是说，应当返回文学创作的最初理由与最初状态，那就是有感而发的理由和状态。唯此，才有真诚与真实。
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学被时代的各种潮流所席卷，已经遗忘了文学的初衷。于是，文学并非有所感而发，却往往是无所感而发，即因有利可图而发，因政治需要而发，因世俗目的而发。所谓“遵命文学”，就是自己没有什么感触、感觉，但也遵从“金钱与指挥刀的命令”（鲁迅语），即在革命的名义下作各种表态和作转达政治意识形态的文章。有人认为文学就要干预生活，干预政治，如果真有实感，那也可能写出好文章；但如果没有什么感悟而硬写，就会变成公式化、口号化的文章。所以我并不主张“文学介入”与“文学干预”。
四、文学是“活下去”的需求
文学“有感而发”，乃是出自生命的需要而发致橡树英文版，即出自心灵的需要而发。前几年我完成了《红楼四书》后，特地写了一篇序文，说“四书”并不是研究，而是心灵的诉求，即不写就不痛快，就不快活。我把自己比作萨珊王国那位宰相的女儿，那个讲述《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女子。她的讲述只是生命的需求。萨珊国王因皇后与一个奴隶通奸而仇恨一切女子，因此，每一位他娶的女子在过夜后便杀掉（让她没有通奸的机会）。宰相的女儿为了阻止国王的行为，自愿嫁给国王，并讲述极为精彩的故事，但总是不讲完。国王听得津津有味，因为没有讲完，就不杀她，留着第二个夜晚继续讲，结果讲了一千零一夜即一千零一个故事，这位宰相的女儿就是作家，她的讲述不是为了权力、财富、功名这些外在目的，只是“活下去”的需要。讲得好才能活下去，讲述没有其他功利目的，只是生命的需求。这便是文学的初衷。
宰相的女儿是有感而发，是因为生命之需而发。如果她怀的是另一种目的，如为了当上女状元而发奥克斯战争，或为了向国王献媚而发，她的故事就未必讲得这么精彩。为当壮元而发，是“有用而发”；为生命而发，才是“有感而发”。文学如果为政治所“用”丁嘉力，就会变成政治的奴才；如果为市场所用，就会变成市场的奴才，唯有为自己的所思所感而发，才会变成自己心灵的一部分。所以文学返回文学的初衷，便是返回作家自身，返回文学的天性、自性、个性。
关于文学的动因，二十世纪流行过佛洛伊德的“性压抑”说。这一说法，既可放入广义文学发生学，也可放入狭义文学发生学。即可以给摹仿说、劳动说、宗教说、游戏说之外，再加上一个“压抑说”，让文学起源说又多了一元。但也可以以此来解释文学创作的直接动因，许多作家诗人确实为释放被情欲压抑的苦闷而创作，佛洛伊德所以很受西方作家欢迎，就因为他道破了文学发生学的部分真理。但在东方，至少在中国，许多伟大的作家诗人，他们之所以创作，并不是因为“性压抑”，而是因为“良知压抑”，他们把良知被压抑（良知不自由）视为最大的痛苦，比如杜甫、苏东坡、鲁迅，皆是如此。我们现在许多优秀的作家诗人，其创作动因主要也缘于“良知压抑”而非“性压抑”。
还有许多作家诗人，其写作更有其他动因（初衷）。有的因耻辱而发愤，比如司马迁；有的因离恨（孤独）而吟哦，如屈原；有的为了摆脱饥饿而创作，如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莫言说偶尔听人家讲小户安好，作家可以每天吃饺子，这种诱惑成了他写作的动机。莫言还说，他的每部作品虽“迥然有别”，“但最深层的东西还是一样的，那就是一个被饿坏了的孩子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个作家的写作初衷都有具体性与独特性，但都有所感，有所悟尿姑娘，有所追求。并非无病呻吟，也并非皆出自一种原因。
本文来源：《什么是文学》，刘再复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版。
编辑：美学文摘